「......對於排山倒海而來的反對聲浪，遠雄發言人強調，一切都依當初與市府簽定的BOT合約進行，絕對合法。且目前所舉行的是說明會，早已過了討論要不要建的階段。若民眾有異議，則需先請市府改變決策才有可能。......」
《環境資訊中心網站新聞，林穆琳報導》
參與式規劃，對於曾身處台灣規劃生態前線的我來說，實在是一個很夢幻的名詞（而不是動詞）。但比較細緻地來檢視規劃行動中，民眾的參與，就如同Sherry R. Arnstein在「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中所論述的，有不同的層次，並且與公民權力（以及權利）的伸張程度有關係。規劃中「參與」行為有三大分類：為參與、象徵性參與、以及公民權實現。這三個分類又囊括了八個分級，分別為：（被）操作、（被）治療、（被）告知、（被）諮詢、和解、伙伴關係、權力分享、公民控制。
以上的「被」是我認為應該加上去的，因為似乎在第四階之前，民眾的被動性都還很強烈，民眾的作為僅止於接受規劃行動、或是資訊及輿情的上下傳遞，還沒有辦法真正對規劃發生直接的影響力。
在台灣的規劃實務中，最常見的應該就是地方說明會了，而這在表面上是informing的參與，事實上並未高於manipulation--只是告訴民眾規劃者（其實是政府或開發商）要作些什麼而已。更何況在地規劃的實際環境中 ，地方政治的脈絡遠比規劃者的專業性有影響力，這對於參與行動的影響，會造成參與的形式化，由於輿論容易被地方頭人引導，在群眾的組織操作上，規劃者遠不如地方政治人物熟練，因此民眾以及參與制度本身很容易有意或無意地被收編，成為替政府或開發者作為的正當性背書的樁腳。
從上述我們略可意識到，參與行為不是目的正確、政治正確即可，它需要適當的條件、適當的成員、適當的操作方法，否則就是一種被誤用的規劃工具，讓我們更看不清規劃工作中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問題。以下我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將參與行為的問題作一個比較一般性的分析。
參與行為被誤用的惡果大約可分類如下：
1.為權力者背書：群眾被開發者灌輸錯誤的想像，輕易相信規劃行動的正當性。
2.提供了錯誤的民意資訊：對於公部門與規劃者來說，反方向的誤導也是一樣危險，地方的 多元意見通常無法完整呈現，主流意見通常是地方既得利益者操作的結果，而不同意見族群之間通常有利益上的衝突，使得理智的討論很難進行。
而參與行為被誤用的可能因素如下：
1.政府為維持權威而害怕異議出現：政府是服務民眾、照顧民眾的「功能體」，或是作為 一個維持自身統治利益的「共同體」？如果後者這個角色成立，那麼我們怎麼可能期待政府會容許一個「真正」的民眾參與？兩者角色的混淆也造成規劃中的民眾參與極易成為立意良善但目標邪惡的工具。
2.開發者擔心開發受阻造成的利潤損失：資本主義，或說是資本家，既然其邏輯為獲取利潤，因此擋其財路者，要麼摧毀、要麼收編，對他們來說，軟硬兼施地將公眾意見鎮壓或是矇騙，都只是手段而已。（前兩點有時會合流。）
3.民眾的無意識及參與冷感：「......民眾已習慣於主子和管理人的需求和價值並予以認同，把既有體制在心裡、意識裡、感覺裡、本能中供奉起來。」《反革命與反叛，Herbert Macuse，高志仁譯》在規劃的領域中，民眾真的是無知而被動的嗎？從越來越多的例子看，未必。但民眾身為體制中的一份子，確實是傾向於接受上層機構的安排的。民眾的「自主性」並不會自主地發生，而是需要被誘導啟發的。並不是給予參與的機會，就能馬上進行有效的參與。
4.規劃者囿於條件限制，並未認真考量民眾參與而不自覺：規劃者，特別是以「公司」的形式存在的規劃者，在立場上原本就很容易向有權力的一方靠攏，因為公司畢竟是服務業，畢竟有自己的經濟需要照顧，它們接觸案件的形式也因此被限定在「承攬規劃案」的層級，面對權力時，這種立場根本就沒有與之抗爭對話的本錢。相對於此，其它以NGO形式存在的規劃團隊也許有相對較大的彈性。
5.不同的規劃課題適合不同的參與程度與方法，規劃者並未選擇正確的參與形式：參與的八個階層對於作者來說，也許是標誌了「理想性的完整度」，但我們也能將之視為參與工具的形式，也就是運用民眾參與的方法。
在這裡我想提出一個想法作為小結：不管什麼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之下、什麼程度的參與式規劃，在我看來，協助民眾建立地方感以及地方生活課題的共識，在規劃實務上應該是優先於安排民眾參與行動本身的，確保民眾的自主性以及自我認同，是避免參與式規劃被誤用扭曲的保險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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