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lection--Week07

規劃與設計理論心得報告（第七週）

 

反思關鍵字

         這幾週的閱讀中，許多重複出現的關鍵字似乎已不再讓我感到陌生（或是新鮮？）。也因此總覺得一直寫，一直想規劃思潮，陷入一種文字催眠的狀態，彷彿多寫幾遍溝通、辯護、漸進、關懷等字眼，就能夠讓自己變身成有良心的規劃師，我當然知道事情不是這樣，但我們實在需要實際經驗的刺激。

因此我想以現實中我曾有印象的東西作開頭。夏老師的這一篇文章，在1995年發表，也許是因為能連結上以往的工作實況的關係，讀著讀著也回憶起以前的相關經驗與挫折感。

尤其是而我在1997年進入大學，在學習與工作的過程中，逐漸目睹他所提現象的演變。這些口號對於當時的我來說真的是口號，我並不瞭解這些名詞後面的世界局勢與政經脈絡，只是隱隱然覺得有些什麼事正在變化著。

        例如「生命共同體」、「全方位思考」這兩個詞在我高中寫作文時特別好用。這兩面大旗抬出來，我的文章就連結上國家興亡，就能對於台灣社會的團結盡一份心力，就能為社會亂象與個人前途找到良方，就能以激昂有力的語氣，施展一個陽光的ending，得高分。一直到上週讀文章，才猛然弄清，原來我是在「操弄」台灣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想像，跌入了領導權設下的認同陷阱。

還有「亞太營運中心」，我在大學時用的不亦樂乎，因為這個名詞太容易賦予許多公共設施、規劃案正當性了。然而要瞭解這個名詞，原來必須連到「全球經濟」的議題來看。當資本主義不再只是藉由產品的交換累積資本，而是以金融炒作、跨國生產貿易倍增獲利，全球更利用資訊科技，以一個單位即時運作時，一直是大國追隨者、出口導向的台灣怎麼可能自外於其中呢，而「亞太營運中心」 便是台灣公部門所提出的回應，「全方位思考」下的政策成果。

而「國土規劃」一開始原來是政黨政策競爭的場域，其中爭論的焦點後來竟縮小為農地的解編與釋出，也就是限制土地開發行為的攻防，想透這點後不禁覺得台灣人真的很拼命。話說我也曾經接過農地變更與農舍（後來是民宿跟咖啡廳）的委託……我是服務業。

「帕洛瑪先生」中那位印地安古文明遺跡中的年輕老師說：「不對，那位先生說的不對。我們不知道它們有什麼含義。」他不同於帕洛瑪先生身旁的專家努力地拿石頭與雕刻之間的關係類比、譬喻、試圖發掘物件所代表在神話、文明中的意義，然而年輕老師拒絕把所有的事給套進脈絡裡，石頭歸石頭、文明歸文明。

我希望我不會變成太會望文生義的人。

把自省列入工作程序

       「規劃的關鍵元素總是在於執行之能力而不在於規劃理念之正確與否，這是百年來資本主義城市之都市規劃專業者最難堪的規劃史教訓。」夏老師在文章中如是說。

這個執行能力，我想擴大範圍來解釋，不只是指稱規劃案的執行單位，也包括了規劃者自己。不管規劃工作如何地被執行，社會的變遷是不會暫停的，它與規劃工作一直互相影響著，因此規劃者似乎（必須）要經常性地檢視自己的作為，避免片面判斷的偏頗，以及專業思考的彈性疲乏。

比方說：

我作為規劃者，是否不自覺成為特定族群的同情者或代言人？

我能否正確運用自己擁有的專業規劃工具？

我能否考量各種立場與不同部門間的需要與衝突？

我能否確保自己的規劃能被完整、不被扭曲地執行？

這些「正確」、「完整」、「不被扭曲」的判別標準能否不只是我的一廂情願？

        我想這些跟計畫性作為中的所謂「feedback」並不相同，我想強調的是規劃工作者應該隨時警覺修正的，並不只是其所做的工作內容而已，還有他們的「工作意識」。也許就像「問題」與「問題意識」的關係一樣，「問題意識」清楚了，「問題」才不容易出問題。

資訊是資訊社會中的戰略物質

在「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wer」一文中，提出「資訊」在規劃過程中的重要性。除了作者在文中所提及的資訊傳達的狀況之外，我也想針對現今網絡社會的情境，再作一些資訊與規劃的延伸。在這裡我並沒有完整的分析與發想，僅是簡單提出一些可能性，我希望能有繼續討論下去的價值：

1. 資訊科技作為溝通規劃的工具，使得駐地的需求更有彈性，也使得同樣問題類型的規劃者或社區，更容易分享甚至串連。

2. 資訊量的暴增使得Forester所說的資訊問題更嚴重，因為這些資訊問題還是必須靠人員的素養去判斷的。

3. 有意識、有能力的個體透過網路與資訊科技，更容易取得、檢視、批判有問題的資訊或是資訊傳遞過程，對於防止規劃中的資訊錯誤有幫助。

4. 反過來說，有能力者也更容易操弄資訊，尤其是當它們只需要當攪局者、破壞者時。

5. 虛擬社群已成為實質的社會力量，這一些社群也是有社會問題，也是需要「規劃」的介入，只是形式與實體環境規劃必然不同。

6. 即使是實體規劃，規劃者也必須面對這些虛擬社群。